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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有组织犯罪发展史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 韩国已取得了 显著的经济发展， 但是与此同时， 这个国家还面临着不少的社会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有组织犯罪问题。
有组织犯罪已成为政府官员和执法机构关注的对象。
有组织犯罪集团扩大其非法活动的范围，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如日本、 中国等一些周边国家， 甚至香港也有了韩国黑社会有组织犯罪活动的情况。
本文章中向大家提供了韩国有组织犯罪简史， 预测了韩国有组织犯罪的趋势和一些犯罪分子的特征， 以及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的目的方向等， 以便于在解决韩国有组织犯罪的当代问题时对于政府或者司法机关有多助益。
关于韩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其成员和活动人数的数据， 以及警察逮捕人数的介绍和分析， 其数据源的来源是韩国国家警察厅。
韩国在历史上也经历了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的动荡时期， 其在 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才稳定了国内政治， 结束了动乱。
实行工业化与城市化一起发展的战略是其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根源。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国内民众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成倍增长。
不可避免的是， 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政治民主的进步等一些社会变革带来了韩国社会生活的巨大改变， 社会中有了更多的复杂结构， 社会关系更加紧密， 在巨变中，社会的冲突以及分化使得社会中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各个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突出， 由此产生了令人不能接受的社会行为， 那就是犯罪急剧增加， 这也成为韩国在社会治安方面的重大问题。
也许这些犯罪的产生就已经成为暴力和非法活动的基础， 也就是说社会变革中的暴力因素是导致后来有组织犯罪产生的最主要的根源之一。
由于政府在之前主要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及时采取了针对犯罪的打击措施， 那时， 韩国有组织犯罪并不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韩国的社会中依然保持了严格的社会控制。这种控制的产生是由于独特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关系而导致的， 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与朝鲜的对抗。
此外， 在 1960 年到 1980 年期间， 韩国政府组织了多次针对于有组织犯罪的扫荡式打击， 加上韩国一直没有重大的政治动荡， 政府有能力定期镇压犯罪和进行公共执法机构（例如， 韩国国家警察厅， 公共检察官办公室）
对于犯罪的围捕， 这些因素都成功的阻止了黑社会犯罪的增长， 有效的遏制了有组织犯罪在规模和地区上的扩大。
这不仅放慢了韩国本土有组织犯罪的扩张， 而且还给了社会对于有组织犯罪的免疫力， 甚至这种免疫对于国际黑社会组织的侵蚀也是有效的， 那时， 国际黑社会组织， 如意大利的黑手党、 日本黑帮和香港黑社会等都未能获得在韩国的据点。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 即使是在政府严格的控制社会、 打击犯罪的情况下， 拥有主场优势的当地有组织犯罪集团已利用社会中出现的社会动荡和混乱开始站稳脚跟。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以及娱乐业形成了产业化和规模化， 韩国与国际的交流加深， 虽然国际有组织犯罪还没有在韩国出现， 但是韩国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国处于俄罗斯、 日本、 中国等国家的包围之中， 在这些国家中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中， 马尔利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进入韩国， 不但自己在韩国的地区中建立了根据地，而且其存在还客观上有助于维持当地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生存。
因此， 韩国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有组织犯罪的市场，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跨国犯罪集团。
虽然在韩国， 有组织犯罪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官员、 执法机构以及公众共同的关注焦点， 但是韩国社会中很少能有人去对有组织犯罪的性质认定和发展范围进行研究。
本文极力对韩国有组织犯罪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其犯罪的特点进行阐述， 并且整理关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统计数字、 有组织犯罪案件逮捕的数量、 被捕人员的特点、 被刑事指控的类型等数据， 并且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讨论。
有组织犯罪有固定的犯罪组织系统， 其存在的时间长， 跨度范围大。
有组织犯罪常常会侵蚀到政府官员， 其犯罪行为中带有很大的暴力倾向， 他们利用暴力和腐败的政府系统为其犯罪提供方便。
这些有组织犯罪集团有着不同于其他犯罪形式的犯罪能力， 对于社会、 经济、 政治、 人们的心理身体等造成极大的伤害， 而且往往比一般的犯罪形式有着更严重的危害性。
在韩国， 有组织犯罪一词往往指的是一个有组织的暴力团伙或者帮派， 这种定义可能是由于在 1945 年韩国被占领国日本释放时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有关， 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导致了人民对于韩国本政府的信任度降低， 各种团体层出不穷。
在其严格的意义上说， 帮派暴力行为应被视为有组织犯罪等暴力团伙的最低级的程度， 他们应该是作为有组织犯罪的初级发展阶段的象征。
他们往往是倾向于暴力性的人的集合， 往往被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荣格暴力型， 1997 年）。
一般来说， 在韩国中，“有组织犯罪”，“有组织犯罪集团” 和“犯罪组织” 等定义在交叉使用。
在现实社会中， 有组织犯罪的真实程度永远是未知的， 因为有组织犯罪其带有隐秘的性质， 这种性质使其在任何系统中都不能被确保量化， 以此来保护自己的组织不被打击。
另一方面， 如阴谋、 敲诈勒索等隐蔽性的案件中， 其中的受害者很大程度上都是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的， 宁愿沉默， 这样的案件很少成为警方追查的对象。
即使这些罪行有时成为被警方追查的对象， 有组织犯罪集团被当做犯罪嫌疑对象向上举报给当局，他们还是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对于这样的问题， 告诉我们应该有专门的针对于有组织犯罪的部门进行监管， 并且以此作为与有组织犯罪活动做斗争的主要措施， 这个设立的针对性部门应该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 很快显现并介入调查。
由于几乎所有的有组织犯罪的罪行（并不只是在复杂的犯罪中）， 大多数是不能被警方完全发现的。
公民个人， 谁
发现有组织的犯罪事件， 他也是有可能不向警方报告的。
这样就无法准确的知道有组织犯罪的信息。
虽然警方的逮捕率可以反映有组织犯罪率的上升或下降， 但是这是取决于政治风气和警察活动， 而不一定是在准确的反映犯罪活动。
此外， 评估有组织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上更是有其多方面的困难。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适当持怀疑态度， 因为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警方的数据， 而他们的数据是不准确的。
不过， 警方的数据是有效的， 它们至少可以作为对社会变化的认识的开始。
正如以前我所说的一样， 这个研究论文的主要数据来源是韩国国家警察厅。
19 世纪后期, 城市化和现代化浪潮席卷韩国， 因此， 韩国的人口越来越多集中于新兴城市， 过渡时期需要很多的资源， 如就业、 住房和社会中稳定秩序的力量成为稀缺， 青年男子都有极大的精力投入工作， 但是可惜的是， 好像谁也无法找到工作， 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自己能有一个前途， 这些社会过剩的年轻劳动力联合起来， 形成或加入了“黑社会” 这种不需要场地的活动， 在酒吧工作或者以赌博为生， 当然也有建筑房屋等职业的人员， 他们不断拓展自己的地盘。
这些年轻人被称为“基翁英达” 和被认为是流氓或黑道（公园， 2001 年）。
基翁英达这种组织行为当时并不被认为是犯罪， 但他们在一些利润丰厚的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业务中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由于该基翁英达并没有造成重大伤害或损害普通公民的权益， 而且他们重视和尊重忠诚， 甚至他们有时会帮助弱者和穷人， 该基翁英达在当代的印象是一个极其有吸引力的电影情节， 他们有时被人们描写成一个英雄人物。
于是有一种意见认为， 一些韩国年轻人在今天看到荧屏上的基翁英达， 甚至会产生向往参加有组织犯罪的冲动。
术语 “暴力乐队”或 “流氓”的记录高峰出现在 70 年代， 这是自亮王朝 （公元 918-1392）结束以来的第一次。
据报道， 当时的流氓通常会在黑暗的小巷子里抢劫妇女或者通过在酒馆盗窃来获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荣， 1997 年）。
在现代， 有组织犯罪集团或者称为暴力乐队的组织犯罪的起源时间可以追溯到后日本时代（1910-1945）。
金斗汉， 作为一个在 50 年代末当选国民议会成员的权利人物和一个统治朝鲜的萨范金（又名 Sirasony）
举办了一个暴力团伙。
这个团伙自己把自己当成是保护者， 他们是受了当时的日本政府的保护或者默许， 向商人收取保护费， 而且保护他们的安全。
金斗汉和萨范金团体， 后来由政府动员雇用， 以对付第二次世界大战 （荣，1997 年）
结束后而产生的共产主义分子， 这是出于政治目的， 政府用他们来对抗另一种暴力组织。
该组织与日本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冲突是在朝鲜战争（1950-1953 年）
之后， 他们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了阻滞韩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毒瘤， 严重危害了韩国成为工业国和现代化国家的步伐， 于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 由于要对抗来自日本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进攻， 韩国本地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团伙数量急剧上升， 他们的出现导致了韩国的政治混乱，
逐渐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社区势力， 不久， 这些团体与政治家开始交往， 用政治家防范来自政府打击的危险， 扰乱政府通过打击暴力集团政策的执行。
这些政府中被腐蚀的特殊群体就是所谓的“政治庇护” 或“帮凶”。
这一时期， 韩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主要是围绕着韩国资本的发展而分布的， 主要集中在韩国首府首尔。
基本上有两个较大的团伙在首尔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第一个是由来自于韩国南部的有着“冲反渗透派” 之称的郑宰李为首的成员组织。
另一个集团是由来自于朴燕都省的， 被称为“自洞派” 的， 李龙安中将率领的团伙。
他们声称首尔北部的主导地位完全是由自己掌握。
20 世纪 50 年代可视为第一个“韩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黄金时期”。
在 1961 年 5 月， 韩国经历了一场军事政变， 政变的军队推翻了民主政府， 并成立了军事管理委员会。
作为其政治议程的一部分， 政府发起了一次军事打击， 这次军事打击是针对于韩国内地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
韩国有组织犯罪集团， 直到这一时期， 他们仍然相对简单， 被称为流氓， 所有的组织没有达到使用枪支活动的程度。
军方相信， 这些犯罪集团， 是主要的社会障碍， 应该加以查处以杜绝来自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袭击和阻碍。
于是， 这一时期， 军方逮捕 13000 多名曾经参加或者正在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 从 1961 年至 1963 年（公园， 2001 年）， 有组织犯罪集团几乎完全由于这些打击而消失。
20 世纪 70 年代, 韩国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政治上开始放松， 带来了公共纪律的产生和控制力的放松， 并为有组织犯罪的再次出现提供了机会。
退役陆军军士长相铉善注意到这种社会控制放松的趋势， 动员散居各地的犯罪分子和集团首领在首尔成立犯罪集团， 自称为“申派军士长”。
同时， 另一个“浩南派” 出现在首尔马玉洞一带。
这些团体在首尔争夺地盘， 库尔米在 1975 年是这些集团主要厮杀争夺的地方， 两个党派的成员武装了鱼刀和钢管。
浩南派系在这一暴力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推翻了申派， 并迅速掌握了更多的领土范围内城市的主导地位。
但是浩男派由于其持续不断的内部冲突， 划分为三个派系集团。
这些都是现在被公认为是韩国最大的三个犯罪集团：“徐榜派”（由泰川金领导），“杨恩派” （杨恩赵为首）， 以及 “转播外交事务委员会” （由李栋宰领导）
（荣，1997 年）。
使用冷兵器刀， 并使用为了伤害对方身体的铁棍是 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有组织犯罪的特点。
传统的韩国犯罪集团并没有使用枪械战斗， 而是用冷兵器打对方的手、 脚、 头，他们的战斗很少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这种不使用武器的习惯可能是由于受韩国法律禁止公民武装自己的传统而形成的。
即使在今天， 在韩国社会， 枪和刀剑等武器还是会受到严格的管制。
携带枪、 长刀或剑本身就构成犯罪。
但是， 武器毕竟已经进入到了 组织犯罪的视野， 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恶性暴力事件甚至远远超过了极端的“老前辈及尊重的人” ------那些通常使用棍棒、 链条、 刀棍
和鞭子的人。
他们不再是旧时代的浪子， 而是被恶性犯罪团伙控制， 意图获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使用暴力的真正犯罪组织。
在这前后， 韩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开始安排自己的经济势力渗透入经济界， 成为老板， 虽然这往往涉及杀人打架，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群体变得更大， 更有条理， 使更多的企业参与到自己的保护体系中， 变得具有合法的外在形式。
作为韩国总统的贞熙园制定了“针对 1979 年暗杀时间的特别措施， 以铲除社会丑恶现象” 的方针， 并根据戒严法宣布开始整顿社会风气。
这种政治风气又导致了国内有组织犯罪等暴力犯罪率的下降。
但因为前面提到的， 当政府开始松懈打击这种犯罪的时候，随着新的重大的社会变革产生， 这些犯罪组织又会重新出现和繁荣发展。
其中两个促进了有组织犯罪重建的重要事件是 1986 年亚运会和 1988 年汉城夏季奥运会。
在此之前，于 1982 年， 政府已取消了宵禁制度， 消费热潮和享乐主义在韩国国内盛行。
在这些年里， 有组织犯罪集团聚集了巨大的财富， 除了通过勒索和娱乐业务的运作获利外， 他们还渗透到建筑行业， 房地产业等， 并聘请律师， 同时也显示出与商界人士、 政府官员建立交往的积极性。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韩国本来小规模的犯罪组织在全国扩大了它们的地盘。
为了利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松散” 的社会气氛， 各地不同地域的组织开始相互结成联盟，使得有组织犯罪成为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极大影响的犯罪形式（李， 1998）。
值得注意的是，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时候， 韩国经济取得进步， 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的国家，暴力团伙的成员表现出向外扩张的企图， 形成与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联盟的趋向。
以政府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的趋势为依托， 这些国际性的有组织犯罪联盟开始形成， 在日本、中国、 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形成联盟， 甚至渗透到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可以被标记为第二次韩国有组织犯罪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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