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副书记在南雄市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辅导报告会上的报告同志们：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我20年前工作过的地方——南雄。昨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纪委报告】省纪委副书记在南雄市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辅导报告会上报告（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深刻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认识
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副书记在南雄市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辅导报告会上的报告
今天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我20年前工作过的地方——南雄。昨天到的时候，我先去周边转了转，也和一些纪委老同志见了个面，确实感觉近年南雄在现任领导班子的带领下，有着非常大的变化。
今年是南雄市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的第21个年头，很感谢南雄在这一方面为全省开了一个好头，把这个优良传统和工作做法延续了下来。我觉得南雄有必要把这些做法和体会整理出来，在6月底全省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的时候，给其他地区的干部提供一些可以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下面我根据我国腐败现象的发展和反腐败工作的路径及任务两条线，从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四个方面，以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思考谈谈《深刻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是第30个年头，非常巧，纪委系统在文革中断十年后从1978年重新恢复党风廉政建设，到现在也刚好是30周年，所以今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胡锦涛同志说过，我国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工作，都是跟随改革进程的变革而发生变化的，是与我国这30年来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以及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紧密相连的。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四个方面与我国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工作的联系。
一、我国腐败现象的发展
（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平均每年达到9.65%，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区3%的增速。经济总量增长巨大，广东1978年GDP是175个亿，到去年已达3万多个亿，增长速度非同寻常。在经济总量上，仅一个广东就超过了台湾。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面临的腐败现象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又是怎样的呢？可以说，中国30年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工作也是随着改革的步伐而渐进式的发展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的改革最早是在广东，广东最早启动的改革是流通领域的改革, 流通领域消费品如柴米油盐的改革。柴米油盐等消费品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年代全部都是计划价格，定量供应，凭票供应，当时上海的油票甚至可以精确到一钱。米也是统管，价格一样，标准统一。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率先迈出了第一步，就是在消费品价格上开了一个先河，部分放开消费品价格，一部分仍然由国家控制，一部分由市场调配，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两种价格，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价格差，尽管中间的差别不是很大，但这个价格差就成了我国改革开放最初五到七年经济案件发生的最主要来源，所以当时早期违纪违法的干部多是掌管流通领域消费品的一些部门的官员。改革开放不久，中央就发现广东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在沿海地区出现了走私贩私现象，尤其是潮汕地区，走私品多是当时流行的电子手表、双卡收录机、缝纫机等。1981年，中央下发通知，要以广东、福建两省为中心，开展打击严重经济犯罪。这次斗争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建国以来枪毙了第一个县委书记——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他的犯罪主要是把海丰县已经缉获的走私物资以批条子的形式和较低的价格卖给他的亲戚或者朋友，获利6.8万元，这在当时已相当一个普通干部100年的工资收入，最后中央核准了他的死刑。王仲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广东部分放开消费品价格形成价格差而导致栽倒在这上面的第一批干部之一，这也是当时查处的案件的一个鲜明特点。
全国继续发展，广东改革也继续发展，消费品的价格差逐步缩小，到后来市场价格完全取代了计划价格，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部分放开生产资料价格。生产资料指什么？汽车、钢材、石油等等。当时也是采取第一阶段的方法，继续由国家控制部分价格，部分放开价格，同样也就导致生产资料出现了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以及它们之间的价格差，顺势也出现了一些由官家子弟成立的倒卖批文公司这样的附属品，所以第二阶段的案件就主要围绕生产资料的价格差来发生，主管生产资料及其流通的部门官员在这一阶段出现问题最多。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90年代后期。尤其是到9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南巡后这一现象更为严重，出现了军队、武警、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浪潮，这些单位掌握着权力，获取生产资料的途径广泛而又手术齐备，获得的价格差数额特别巨大。因此这一阶段的案件发生，譬如湛江九八走私案、厦门远华走私案，都是围绕生产资料的价格差而产生的。
90年代后到20世纪初，改革进一步深化，第二阶段案件滋生的环境逐渐转换，原来生产资料领域的矛盾逐渐消失，进入了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实行生产要素的价格双轨制。生产要素，主要指土地、资金、技术等。这一阶段的案件主要发生在主管生产要素的官员身上，例如银行、证券、金融以及主管国土资源等部门的官员，而且这一阶段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形成的价格差要远远大于前两个阶段，所以这个时期是产生亿万富翁的主要时期，也是发生大案要案的主要阶段。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挪用上海社保资金30多亿，并批了600亩地的使用权给其弟弟，使其获利达到1.18亿元，这一案件就是这一时期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讲到这里，我可以这样和大家说，案件是五花八门、千变万化的，但实际上它也是有规律的。中国的这些案件与外国的确实不太一样，它的发生往往是由于我国在改革的进程中改革的不彻底，改革的一些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而出现一些可以被人利用的机会，并且这些机会又确实为一些人所把握和利用，从而造成案件的出现。这些案件一般到了改革进入另一个阶段就会慢慢减少甚至消失。现在我国改革第二阶段生产资料的部分矛盾已经慢慢消失或者正在消失，但第三阶段出现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还不少。理解这些，我们也就容易理解胡锦涛同志说的“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这个变革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逐渐发展、逐步变革的过程”；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王仲贪污6.8万元被判处死刑，为什么现在的案件涉及金额越来越大等问题；也就能明白腐败和反腐败也是我国改革进程中必然经历的一个环节，至于这个环节如何跨过，就看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整治方法和力度了。
（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过去的社会结构非常简单，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军人，这五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整个社会结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10年，我国的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大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现了近1亿的农民工，出现大量个体户、民营企业家，出现了大量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等新一代社会白领，出现了大量社会宗教人士、服务组织等，可以说近年来，许多人在不同的所有制下、不同的领域里频繁流动，职业经常变化。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动。这些变化一方面给社会带来了空前的活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比如广东，没有3000万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广东的经济就没有今天；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带来了冲击，给社会管理制造了一些难题。东莞的户籍人口146万，但外来人口近1000万，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仅仅是企业或工厂的临时工或者短期合同工，由于没有东莞户籍，他们也享受不到地方的福利待遇，包括自己和家属的医疗、小孩的教育等。在给东莞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同时，他们的居住、工作、生活，都给当地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而当地方的收入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人的仇富心理，他们认为有钱人都是依权仗势、为富不仁，认为大部分官员都是靠贪污腐化积敛不义之财，这些心理在一定范围内就触发了他们犯罪的念头，势必形成一些地方治安的不稳定因素。社会结构的变动虽然与我国反腐败工作没有直接联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国反腐败工作间接地造成了一些影响。
（三）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是指不同的在利益关系上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利益群体。现在我国的收入结构是一个正金字塔形的结构，高收入人群处于最顶层，人数最少，中等收入人群比高收入人群要多，但与低收入阶层相比还是很少，绝大多数人处于低收入水平，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这一结构从物理学上说是稳定的结构，从社会学而言却是非常不稳定的，特别是当基尼系数达到和超过0.4这个基数的时候。北大一位历史学家曾对我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基尼系数情况进行研究，他发现，基尼系数与农民运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基尼系数达到0.5的明朝末年和清王朝咸丰时期，都出现了大规模农民运动，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所以，当收入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基尼系数大于0.4警戒线的时候，社会的不稳定程度就会越来越高。我认为，垄断的发展方式是腐败的另一种形式，采用垄断的方式把经济收入合法化，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国家又不能很好解决的时候，社会就不稳定了。中国的土地可以买卖，是适合小农经济的，可到后来都集中到了极少数大富豪大地主手中，多数人丧失土地而成为流民，碰到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时候，往往就出现了新的农民运动。胡锦涛同志把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在纪委二次全会上讲出来，我们就更要充分考虑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后带来的社会矛盾与反腐败工作的关系，也包括一些社会突发事件，比如四川内江事件对社会的冲击力，以及其中隐含的对公务员队伍不信任、团体性攻击政府等等社会问题，这对于我们的反腐败工作的开展也是一部分压力。
（四）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价值观念呈现出多样化，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主流的与非主流的，各种思想观念交织碰撞，人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主流思想观念的强大，特别是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在新的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尤其是奥运圣火在法国巴黎受阻时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这次四川抗震救灾全国人民自发团结所显露出来的血浓于水的民族情结，不同行业、不同人群，收入高的、低的，老的、少的，社会各阶层都自发统一到了抗震救灾这一战线上来。发扬爱国主义热情，弘扬民族团结精神，这都是主流思想观念强有力的表现。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200多年才走过的路程，社会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我们是在一种脚步未稳、路途不明的情况下摸索着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那么，我们的思想观念又是否可以跟得上呢？现在社会造就的部分富人，躯体虽然穿着绅士风度的西装革履，内心深处翻腾的却仍是小农意识。在改革的进程中，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也受到极大挑战，甚至被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纷纷出土。还有，在过去查处的一些案件中，有一些官员并不能用“贪官”两个字去描述，他们的堕落有着包括人生价值观在内的思想观念等复杂的原因，比如成克杰，他的受贿其实是他的情妇一手替他“收受保管”，这与江西省五毒俱全的真正贪官胡长清还是有不同的。
有一个故事，齐国一人带了一匹好马与众人去狩猎，不小心把马丢了，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心情非常郁闷，后来他想通了，说了一句话：“齐人失之，齐人得之。”意思是虽然是我丢了马，但得到的也是齐国人。这话传到了孔子耳中，他去掉了一个字，“人失之，人得之”，意思是说失去与得到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齐人，而应该是普天下的人。到后来老子知道了，又去掉了一个字，成为“失之，得之”，意思是说失去与得到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人。三次改动，表明的不仅是三个人的宽广的心态、豁达的境界和做人的道理，也体现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华。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栋恢宏、壮丽的殿堂，时间久了，难免部分门窗损坏，蒙上尘垢，但我们可以把门窗修好，把尘垢擦除，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也可以在老祖宗留下的殿堂里学习做人的道理了吗？中国共产党最初也未能很好地理顺这一关系，以致文革十年成了传统文化的十年浩劫，传统文化蒙受了极大的损失。改革开放后，我们一门心思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保养和传承，导致许多青年因为缺失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而出现流于浮躁的心态，甚至造成了部分人社会公德、责任意识的沦丧，也给我们反腐败工作带来了新的时代特征，增添了许多困难和负担。
二、反腐败工作的路径和任务
从上面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的腐败现象与反腐败工作都是跟随改革的日益进展而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看我国下一步反腐倡廉工作的路径和任务。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国的改革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党的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同样也是如此。过去的30年反腐败工作都是在改革开放中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摸索过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经验往往都是以一些失败或者不太成功的做法为教训换得的。以1993年到现在中央关于开展阶段性反腐败斗争工作这段时间为例，1993年到1998年期间最先采用的是“廉洁自律”政策，出台了一个《廉政准则》，里面有80余条不准，要求领导干部要自己管好自己，希望以此达到遏制腐败现象的目的，但因为制定这一政策时没能看到腐败现象的发展是与经济体制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执行后大案要案还是频繁发生，这证明了“廉洁自律”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1998年至2002年，党的反腐败工作思路调整，转移到抓大案要案上来，以查处湛江九八走私案为标志，疾风骤雨地查处了湛江九八走私案、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北京成克杰案、江西胡长清案等系列案件，但我们随即发现，在处理这些案件后，新的类似的案件仍在不停出现，尤其是河南省交通厅连续三任一把手出问题，可见仅仅查案还是不行，必须把腐败滋生的土壤铲除掉。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一个科级干部要5到10年，一个处级干部要10到15年，一个厅级干部要15到20年。而且，干部出了问题对于国家、干部自身以及他的家庭而言都是一个悲剧。云南省长李嘉廷，少数民族干部，是拿国家补助金完成学业的，因给一个港商批条子使其赚取烟草的差价，他的儿子收受港商贿赂1800余万元，出事后自己和儿子都被判刑，老婆自杀，家破人亡。可见，党和国家更应该加强对干部的“保护”，不能让他们在那些高危险的位置上一个个像扛着炸药包炸碉堡的战士一样前仆后继地倒下去，所以反腐败工作进入了第三次调整。2003年到2008年，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十六字方针。这十六个字应该说是我国长时间特别是在阶段性反腐败工作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得来的宝贵经验和思路，这几年中央对这十六字的把握和掌控也较为到位，继续坚决查处大案要案，例如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北京原常务副市长刘志华案，天津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案，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案等，在把握政策查处案件的同时，更注重解决在体制上、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防止在同一领域、相同部门再出现类似问题。
多年的办案经验，我总结出许多案件都与三个“情”不无关系：第一是亲情，第二是友情，第三说得好听点是爱情，难听点就是色情。亲情、友情是中国独有的东西，爱情（色情）则是世界的通病。我国出现问题的领导干部特别是省部级干部，60%以上不是为自己犯罪，而是为家庭、子女犯罪。亲情、友情本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好的传统，但是用错地方，或者把它的不足放大的时候，它的危害也就最大的体现了出来。实际上三个“情”的背后都是某种利益关系的交换，有可能是一个岗位与金钱的交换，有可能是一个位置与权力的交换，有可能是权色关系、权钱关系的交换，或者其它某种利益驱动的交换。我国的反腐败工作，既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总结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认识问题探索解决新途径的过程，在短时间内完全解决腐败问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正在变革和发展的时期内，所以既要肯定腐败问题的存在，也要有信心和决心去做好反腐败工作，更要以辩证、变通和发展的意识来开展我们的反腐败工作。
今天，我在这里用了近2个小时对我国腐败现象的发展与反腐败工作的演变，尤其是近15年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思路与教训经验给大家做了一个大体介绍，我相信这对于大家深刻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充分认识反腐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一定的帮助；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它与当前开展的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相结合，得到更多的体会和领悟。在这里，也真诚希望大家能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
谢谢大家！
